在天津美术学院就读时，我是油画系的佼佼者。毕业后不愿意去做中学美术老师，于是就在5年前，22岁的我执意要到日本求发展。为此，我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不幸的是，父亲病倒了，半身不遂，家里的旧平房拆迁，又要举债购买新房。为了闯过这些难关，我在日本拼命干活，以期多挣些钱寄回家。

　　我在日本做家教，这份职业，被日本的熟人和回国的朋友揣测和私下议论，他们给这个职业染上了浓浓的暧昧色彩。但是我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独立和清白。

　　我的两个教学对象都是人到中年的日本阔太太，教学内容不过是为她们挑选出各国、各时期、各种流派的画家和画作，进行讲解和赏析，陪她们到东京举办的各种画展去参观。通过这两个“学生”，我还可以不时地给她们介绍的一些人做装饰性的画，每幅可以卖600到1000美元。

　　初到日本那段时间我很落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社团里帮人家设计出版物的封面混饭吃。然而这种工作报酬甚微，根本就不够维持生活，不久后我就欠下了房租。后来，一个画廊的香港老板认识房东，替我说了好话，房东才没有赶走我，不至于让我流落街头。

　　然而即使这样，我仍放不下自己的热爱和追求，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画画。那次，一听说藤田要在目黑办画展，我立刻兴奋不已。因为藤田的名气很大，到日本以画油画求发展的人，没见过藤田的作品，几乎和到中国学中国画没见过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一样。

　　那天，听到画展的消息时，我正在一家公司给人家大门口的墙面画壁画，干完活就扔下画笔匆匆赶到车站，坐火车到了目黑。赶到地方已近下午四点钟，我不识路，又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等到瞎撞着找到庭院美术馆时，那里已经是客少人稀。

　　我立刻就被藤田的画迷住了，我在画展现场流连忘返，没有注意天色已晚。此时，一位打扮出众的夫人礼貌地告诉我要闭馆了。她就是小川夫人，藤田是她家的远房亲戚，她到画展来做义工。

　　人生地不熟的我向小川夫人打听附近有没有租金最便宜的旅店，我想明天接着看画展。我用笨拙的日语把“最便宜”强调了两遍。她打量着我，看出了我的身份和窘迫，然后含蓄地问：“你说的‘最便宜’该不是‘汽车旅馆’吧？”

　　我听出她是什么意思。“汽车旅馆”很便宜，但到那里住宿的不是流浪汉就是从事色情交易的男女，我很局促地说：“最好不是那种旅馆。”

　　她又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对藤田画展这么感兴趣。我简略地介绍了我的情况。随后，小川夫人要我随她走，说她是藤田的亲戚。路上，我对她谈了谈我对藤田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心得。可见她领我到了别墅一样的“去永饭店”时，我慌了，我说我没钱住这样的饭店。小川夫人说：“亲戚开的，对你可以免费。”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小川夫人为我付了所有的费用。

　　没想到，这次偶遇让我做了小川夫人的美术家庭教师，她还要她的律师和我正正经经地签了两年的合约。

　　不久，小川夫人又动员经常和她出入的朋友竹下夫人，也聘我做家庭教师。说实话，她们聘我实在不是要学什么美术，更多的是要我帮她们购物打扮和做布置住宅时的美术顾问。

　　小川夫人家很有钱，从她的祖辈就很富足。她是独生女，在巴黎读书时结识了丈夫。她的丈夫聪明而且勤奋，依仗岳父家的财力，成为了一个银行家和矿产贸易巨头，常驻巴黎。

　　10年前开始，这对年轻夫妇就开始分居，丈夫在巴黎有了自己的外室，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然而，他们都不愿离婚，他们要维护家族和企业的声誉。还有，小川夫人的经营资产都掌握在丈夫手里，她自己根本就不懂经营。好在她丈夫很负责地把她作为公司的大股东，认真地向她提供公司的财务报告，并给她分红利。而小川夫人自己也习惯于做这个虚荣虚幻的贵夫人。

　　小川夫人经常在巴黎和东京之间飞来飞去，在亲友眼前编造着和丈夫的种种美丽谎言。其实他们在一起，不过是见上一面，聊聊家常，吃顿饭。

　　小川夫人用虚荣、虚幻、虚假包裹着自己，其实她很痛苦。她没有能力改变处镜，惟一能做的是用金钱筑一道保护自己的防线。她花巨额的钱请了两位私人律师，一切事情都交给律师去办。好多次，我看见律师和她谈什么要处理的事情时，她的眼里满是孩子般的恐惧、犹疑、烦躁和手足失措……一次，小偷光顾了她的宅邸，她吓得藏到卧室后边的小储藏室冻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听到女仆喊她才敢出来。小川夫人经常参加大量的社交活动，包括形形色色的慈善活动。她做这些只是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

　　我承认，后来随着相处的时间渐长，小川夫人对我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一位好友对我说，这是一幕古典的剧情，小川夫人是个典型的古典女性角色，她虽然已步入中年，却拥有孩子的浪漫，她对感情还很幼稚。

　　我承认，因为有了小川夫人的垂青，我才能搬出以前租住的“鸽子窝”，租住了一间有自用卫生间、厨房和私家电话的公寓，也顺利完成了日语补习，考取了东京大学西方艺术史的自费留学生。

　　小川夫人聘我做家庭教师以后，我每到周六和周日都要为她“见学”，基本上是陪她去看画展、讲解作品。每次，她都要请我吃饭。

　　每次相见，小川夫人都特意打扮，十分漂亮。开始，她还经常请竹下夫人等朋友参加。不久，就只和我“出双入对”了。她开始在矜持中表现出温情脉脉，还送我一些衣物等礼物。我不是傻子，能感觉到她在想什么。

　　当时，TBS电视台每天都在播放一部专为有钱有闲的家庭主妇们拍摄的电视剧《情人电话》，主人公就是一位犹如小川夫人这样的贵妇，因为婚姻和家庭的寂寞，在地铁车站接到了一包印有情人电话公司广告的面巾纸，于是她在百无聊赖中打通了这样的电话，结果从情人电话发展到情人旅馆，酿成了一场家庭悲剧。

　　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不错，不少店铺门口的音箱中都在反复播放。我听了，心里很乱。我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小川夫人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商品化的情人？我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吗……扪心自问，我是把小川夫人看得很透的，她寂寞、虚荣，但也懦弱、善良。她实实在在拥有的只是金钱和物质，她用这些来换取自己精神和感情上需要的尊重和慰藉。

　　我需要钱，我也可以给她安慰。但是，当这两者之间划上等号，我们互相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尊重。

　　我需要钱，我可以为赚钱提供自己的服务，提供我的时间、学识，但不是感情。我不能因为要赚钱而放弃自尊，去和一个大我10多岁的有家室的中年女人不清不白。我必须掌握好这个度。

　　在和小川夫人结识的第二年初夏，她邀我去明治皇宫参观一年一度的“唐菖蒲”花展。看完花展，她像往常一样带我去吃饭。

　　我发现小川夫人点的菜和以往的菜不同，每个菜盘里都多了一样东西——用水果做成的各式晶莹剔透的红桃心。

　　强烈的不安使我如坐针毡，很激动，也很尴尬。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从明天起放弃自己的尊严和良知，做小川夫人的情人；二是放弃这份工作，和小川夫人告别。

　　我的局促感染了小川夫人，她的脸也渐渐红涨。我知道小川夫人的心理很脆弱，反而开始感觉她有点可怜。但是我很清楚，我应该做的是什么。

　　乐曲幽雅，酒香幽长。我有意向小川夫人谈起从未向她详谈过的赴日留学过程，谈到对她的感激之情，还谈到了电视剧《情人电话》，谈到我给家里打电话写信介绍到她时都说了什么……我的话清晰而有分寸。

　　我们渐渐平静下来。小川夫人已经理解了我谈话中的意思，她开始岔开话题，开始恢复她的矜持，开始慢慢谈到我的学业，谈到我的今后。而且，她首先谈起对我未来女朋友的设想。

　　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存在着年龄、身份、生活阅历差别但很明朗化的朋友之间的关切、理解和互相安慰。

　　那晚分手时，小川夫人用日本上层妇女喜欢用来炫耀身份和修养的法语对我说：“欣赏朋友比宠爱情人更惬意。”

　　如今，我解除为小川夫人做“家庭教师”的合约已经有两年了。但由于她的帮助，我顺利地闯过了初到日本时的困难。从这一点说，我是幸运的。但我和小川夫人都能跳出错位的爱，而我还开始走上成功之路，这是更为幸运的。